[死刑]後記：為什麼談廢死？ 與 從王清峰到吳育昇

後記：為什麼談廢死？

我們可曾思考，為什麼這些人會成為死刑犯？會成為對人性泯滅絲毫不悔之人呢？

我想思考為什麼是重要的，沒有人想看見有人殺人，也沒有人想看見死刑犯出現，不多加思考地，輕意把他人視為邪惡的，自己視為善良的總是很簡單，但這無助於解決問題，死刑犯照樣會出現，人還是會被殺，不斷的追問為什麼，可以讓我們嘗試以死刑犯的角度來看世界，可以讓我們，從更根本上，減少此類事件的出現。

我們真的確定我們的國家、社會真的有把足夠的資源放在教育上嗎？

這是我一直以來自始至終都反對死刑的原因，我們的國家根本不夠重視教育，因此讓許多我們無法理解的殺人犯出現，監禁制度也不加強再教育，假釋也不完整，縱放未完成再社會化的人犯出去，也不去追蹤是否他回歸的社會環境有讓他犯罪的因子並加以解決。

最後輕易的把他們視為邪惡的，然後以死刑解決，忽略背後的社會問題，以為這樣就能解決犯罪問題，就能達成正義，但殊不知這只是廉價的正義，一顆子彈，然後呢？社會制度不改良，死刑犯仍會出現，還是會出現受害家屬，問題根本沒有解決，這樣難道不「駱駝」嗎？

我想這對犯罪者並不公平，也絕對不是受害者家屬想要的，那種「廉價的正義」。

事實上，作為一個廢死刑的支持者，我自己就是抱著罪惡感─我們的社會製造出死刑犯，這是一種集體責任─在論述廢死刑的，不然也沒有如此大的動力，讓我去支持這些與我生命無所交集的人。我以為，受害者與加害人，其實都在幫我們擔一種罪─擔我們應該承擔的集體責任。

最後，我回顧了我的生命歷程，去檢視為什麼我會如此在意教育與廢死刑，去看究竟是怎樣的生命歷程讓我有動力，作為一個「魔鬼的辯護者」，與許多支持死刑的人在網路上「筆戰」，而我也發現了一些脈絡。

或許，你沒看過都市國中的黑暗面，不幸的我從中成長。

或許，你沒看過偏鄉國中的黑暗面，不幸的我從教育營隊結識的國中生，從中成長。

後記：從王清峰到吳育昇

其實台灣從2005年末最後一次執行死刑以來，歷任的法務部長都沒有再多簽過一張死刑令，雖然不斷有新增死刑定讞的死刑犯，但從來沒有一例執行，也就逐漸累加到今天看到的44人。

外媒分析說，王清峰太激進了，誤判台灣當前的關於死刑存廢的民意趨向，讓一直以來沒有執行死刑的情況，可能又將走回頭路，這是可惜的，我們好不容易有機會證實，沒有死刑，我們的社會仍然可以照常運作，我們的生活不會有太大改變。

但我以為，全把責任推到王清峰身上也太過了，在這一波死刑議題開始正式發酵之前，我就曾經說過，台灣當前沒有保障的不執行死刑是危險的，因為當政府施政有問題，無法處理日益高漲的民怨時，就有可能會恢復執行死刑，來做為與良民為多的社會和解的方式，換句話說，政府會以執行死刑來抒發民怨。這似乎再清楚不過了，當我們發現我們生活過不好，就很有可能把矛頭指向任何，我們「覺得」政府不應該照顧的人，死刑犯犯了滔天大罪，人神共憤，我們為什麼要讓他們在牢裡白吃白住，死刑吧！甚至因為我們無法找到原因解釋我們社會面臨的困境，而這是令人絕望的，我們會開始覺得，犯罪問題都是不執行死刑造成的，今天人民民怨高漲也是因為「正義」無法實現，似乎只要執行死刑，我們的生活就會變好，但這根本就是一虛妄的幻想，我們忽略了，其實我們已經從2005年末到現在，都沒有執行死刑，然而真正民怨的出現時機，卻根本不吻合這個時間點。

只可惜這場風暴太早開始，否則我們可以看到更明顯的，在時間點上的差異。

或許，王清峰太過張揚了，她以為時機已經成熟，是時機讓社會理性討論死刑存廢─不過奇怪的是王清峰在媒體上根本沒有有理據或理性的論述，不知道是媒體還是王清峰本人的問題─但真正導致這一波死刑議題發酵的原因，毋寧說是在馬政府施政無能，無法解決人民切身問題之下，所導致的民怨。扁政府時代的後期雖然貪汙，但政府仍然運作，並不給人無能的印象，所以暫不執行死刑沒有問題，相較之下，馬政府時代政府政策搖擺不定，政府運作機制出現問題，給人一種無能的印象。而無能其實比貪汙、暴政更令人厭惡，因為後兩者雖然錯誤，但至少仍能維持正常政治的運作，政府仍是有作用的，而前者其實抹煞人們看到好轉的希望，整個政府像個大而無當的垃圾，絲毫沒有作用，因此也就民怨高漲。

開啟這一系列風暴的吳育昇，是聰明的，在個人政治生涯最黑暗的時候，他抓住了日益高漲的民怨此一事實，開始要求政府執行死刑，似乎又給了他重回政壇的可能性。但必須注意的是，重點仍在高漲的民怨與人民仍不能普遍認同廢死刑，我以為，就算吳育昇不開第一槍，第二槍也很快會被人補上。

[死刑]另文：廢死刑的人權論述 與 被害者家屬的補償

另文：廢死刑的人權論述

生命權的「絕對」保護

所有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個問題，即我們為了公共的利益，我們必須要剝奪某些人的權利，死刑存廢的爭議也是一樣的，我們為了解決犯罪的問題，必須要以死刑處罰罪犯，達到威嚇的作用，然而，我們必須問的是國家有權利這樣做嗎？這樣做真的會比較好嗎？

國家有權利以任何名義殺人嗎？我並不覺得我們會得到公正、客觀的答案，但我們可以思考，生命權，作為所有其他權利實現的基礎，其實是有其獨特性的，而所有剝奪生命權的自由刑與死刑中，死刑是特殊的。國家以任何名義殺死一個人之後，是拿走他全部的生命權，相較自由刑則只是部分，執行死刑就等於一次剝奪了這個人的生命權及所有其他的權利，如此，我們是否該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中，劃一條紅線，把死刑所可能剝奪的生命權放在這條紅線之後呢？我並不能說，我們必須如此，但我想我們可以思考該不該如此，當認知道死刑的獨特性後。

死刑，真的會比較好嗎？我並不認為功利主義式的效益計算可以讓我們反對死刑，相反的，我們常常以功利主義導出死刑的優點，但我在這裡要提醒一點，我們是否忽略，當我們允許國家以任何名義殺人後，可能隨之而來的滑坡效應？這是否，會讓我們得出，生命是廉價的這件想法呢？這是否會導致大屠殺容易發生呢？

我從來就不認為這可以作為反對死刑的論據，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思考，為什麼會有許多口號式的主張，例如國家不能殺人、生命權不可侵犯，會出現？它，是不是意圖告訴我們什麼，用鮮血得來的經驗結晶。

生命權的「絕對保護」指的是我們必須把生命權放在那條紅線後，禁止國家以死刑侵犯。

同樣支持死刑的人，其實也把生命權作為一種絕對的價值，他們支持死刑，是因為死刑能夠嚇阻他人對於自身生命的侵害，也就能保護他們的生命，死刑有它保護生命權的功用。現今法律的功用可以分為應報和預防，死刑作為法律也是如此。

「應報」簡單來講就是「實現正義」，也就是所謂的「報復」，但應注意，刑罰不能超過罪責，在此脈絡下我們可以提出的疑問是，死刑犯有罪，但有沒有可能「罪不致死」呢？

「預防」則可以分為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也就是所謂的「恫嚇」，或者「嚇阻犯罪」，但必須強調的是「嚇阻犯罪」的功用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的功效多大？這些都是未知而仍有爭議的，而且我們也必須思考是否真的有必要以死刑來達成一般預防，有沒有其它影響較小的替代選項。特別預防則以預防犯人「再犯」為出發點，所以對不同程度的犯人施以不同刑罰，例如隔離(包含無期徒刑與死刑)、矯治，如果以無法矯治的犯人來說─其實這點是否為真沒有人知道─無期徒刑不得假釋與死刑有同樣的功效。

以此脈絡來看，我們似乎並沒有沒有辦法得出我們非要死刑不可的論述，死刑的功效要不是不確切知道效用多大，就是可以以其他刑罰取代，如此，我們似乎失去了支持死刑必須存在的正當性。

最小傷害原則

我們回過頭來，來看最小傷害原則，我們已經認知到，所有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個問題，即我們為了公共的利益，必須要剝奪某些人的權利，但為了避免民主成為贏家對輸家的專制，政策必須要符合最小傷害原則，意即在政策推行時，對於安全與自由的傷害最小化必須優先於利益最大化。

當國家意圖以死刑處罰犯人時，是否符合最小傷害原則呢？對死刑犯施以終生監禁不得假釋的處罰，其實同樣可以達成使無法矯治的人犯隔絕於社會之外的功能，如果如此，我們不就應該本於最小傷害原則，廢除死刑並暫以終生監禁不得假釋替代嗎？

或許會有人說，死刑的威嚇作用在廢死刑之後消失了，但首先，死刑的威嚇作用根本未知，死刑與犯罪率的關係如何也沒有定論，如此驟下結論說死刑廢除會對犯罪失去威嚇作用根本有問題，再者，其實終生監禁不得假釋同樣剝奪生命權所能追求的人生目標，如果死刑真有威嚇作用，那終生監禁不得假釋同樣有一定的功效，當然我無法證明，如果死刑真的有威嚇作用，那終生監禁不得假釋的威嚇作用到底多大。

我們沒有得出應該廢死刑，但我們也沒有得出應該有死刑。

其實，我並不喜歡以這些脈絡下去論述廢死刑，我以為它的效力並不強，用這些論述只是要呈現另一些層面的思考，也有從責任歸屬以外的脈絡去思考死刑的，同時也顯現，我們沒有任何論據可以支持死刑必須存在，對於我來說，加強教育，以再教育重新評價刑罰才是根本。

另文：被害者家屬的補償

必須不斷強調的是，廢死刑也很著重被害家屬的補償。

首先，所有心靈療癒的過程並非一個事件，而是一個過程，被害者家屬其實並不因為犯罪者伏法而馬上達成心靈的療癒，相反的，現在的狀況常常是，我們處死死刑犯，然後事件結束，以為這個「正義」已經補償家屬，卻忽略後續心理的輔導。同時，我們可以思考，所謂的「殺人者死」是否作為一種「道德的十字架」，讓被害者家屬必須要把兇手處死，才對得起自己死去的親人呢？其實被害者家屬需要的，是社會提供專業輔導─我想身處其外的我們必須相信他們的專業─以示負責，為她錯誤地教育出一個死刑犯，這點是與以責任歸屬導出的廢死主張吻合的。

再者，我們或許可以想像這樣一個畫面，我們再教育死刑犯，矯治成功之後，向被害者家屬道歉，並以貢獻社會作為一種贖罪。或許，我描述的畫面過於理想，但我只是意圖點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覺得被處死就是一種負責？是不是能有其他更負責的方式呢？當被害者家屬，在犯罪者被處死前，仍不斷否認他的罪行，真的對被害者家屬比較好嗎？

[死刑]死刑存廢的爭議─理論與實務之探討

死刑存廢的爭議─理論與實務之探討

理論面

死刑存廢，容我說出我的想法，關於責任歸屬上面的論述。支持死刑的根本概念或許是「因為他選擇殺人，所以要以死刑負責」(容我暫用殺人來作為判死刑的原因)，讓我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個人會成為殺人犯？

回顧這個殺人犯的孩提時期，當他還是剛出生的小嬰孩時，甚至都沒有所謂的「個性」時，他還是一片白紙，所有的價值觀、法律觀念這些都是其他人教他的，甚至性格也是後天塑造出來的，我們似乎無法想像，一個小嬰孩能夠判斷別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中，教他的東西是對的還是錯的。

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在做判斷時，其實有很多東西，例如說記憶、價值觀、性格，是外界，也就是這個社會塑造的，都不是他所能選擇的，但這些都確確實實的影響了他的判斷。所以，當我們說「因為他選擇殺人，所以要以死刑負責」時，是不是忽略了這些，他所無法決定的東西，給他的影響。

一個殺人犯，之所以是殺人犯，我們可以說其實是因為我們社會「社會化」和「教育」的失敗，而塑造他們扭曲的判斷標準，而讓他殺人。或許有人會說，他還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我想問，當我們說殺人犯因為自由意志的作用，而選擇殺人時，是不是也就暗示，只要我們想，只要我們動用自由意識決定，就能變成一個殺人犯呢？

回顧目前的死刑犯，幾乎都是一些令人無法想像、無法理解的變態殺人犯，當我們說他們自己選擇如此時，是不是也就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想，只要我們動用自由意志，就能變成這些變態殺人犯嗎？如果我們不這麼認為，是不是也就告訴我們，我們有一些除了當下「自由意志」以外的東西在影響我們的判斷嗎？而且明顯地，這些東西的影響力很大，大到能阻礙我們的自由意識。如此，我們還能說「因為他選擇殺人，所以要以死刑負責」嗎？

我以為，就算真的他要為他的選擇負責，這份責任也沒有大到可以剝奪生命的地步吧，當我們認知到，有影響力大過自由意志的東西，在影響他們的判斷時。

被害人當然是需要補償的，只是找錯了人，應該去找塑造死刑犯的社會、國家求償，我們應該提供專業的心理療癒，並不得已的，以社會基本益品補償，必須不斷強調的是，廢死刑其實也很著重被害者家屬的補償。但死刑犯何嘗又不需要補償呢？為了他們生命歷程中失敗的教育與社會化過程。我以為，死刑犯有那份「權利」接受「再教育」與「矯治」，而死刑犯的責任體現於他有那份「責任」接受「再教育」與「矯治」。

社會必須為這份集體共業、社會責任負責，為錯誤地教育出一個死刑犯而負責，所以應該再教育化死刑犯，直至矯治成功之後釋放。社會也必須為所教育出的死刑犯殺人而負責，去補償受害家屬。我以為，如此，才是真正負責的態度與做法。

我記得，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教，可以是沒教，也可以是教育失敗，而教育失敗，很可能比沒教還要糟糕。

實務面

關於前述的部分，我都一直用責任歸屬的面向在論述死刑，是一種很理論的討論層面。之所以如此強調理論層面的論述是因為，我想要提醒，死刑的存在從責任歸屬的層面上，是不正當的，所以我們是應該朝著廢死刑的方向努力，但，所有的理論都必須要回歸現實，意即和現實妥協，我想說的是，妥協並非一種正確，即使我們目前找到適用於我們的妥協方法，也必需隨時提醒自己，這僅是一種妥協，仍然必須朝廢死刑、甚至革新刑罰制度的方向努力。現在我想談一點現實層面的事情。

我以為，從根本上做好教育，再不然加強再教育與假釋機制的完整，才是一種負責任的作法，但必須要說的是，要把這些做到好是需要資源以及時間的。我們需要時間，讓大眾的價值觀革新，需要時間建制好再教育與假釋的完備機制。同時，這也表示我們需要付出更多資源來進行這些革新。另外，如果真的有「死刑的威嚇作用」這種事情，那我們也需要更多資源作好教育，來替代原本「威嚇的作用」，雖然我並不確切知道它有多大。

同時我必須提醒，其實所謂的再教育，也是具有威嚇作用的，再教育的過程不可避免的需要監禁，接受再教育也是要花費時間的，假設死刑犯能活八十歲，如果再教育要花二十年，那其實代表他有四分之一的生命必須花在再教育上，這二十年他除了接受再教育、活著，其實並不能追求人生的目標，我以為，這就是一種剝奪生命權了，所以才說死刑犯的責任體現於他有那份「責任」接受「再教育」與「矯治」，而這樣也就夠了。生命權的可貴，不單純在於活著，而在於活著所能追求的人生目標。

所以不管廢死的論述如何完備，都必須要與時間和資源妥協。但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目前我們只說，用終生監禁，作為一種權宜之計，來暫代死刑不是嗎？同時，提出廢死刑的議題，其實也是提供一個機會，讓大家能注視死刑，讓人們能開始思索，死刑真的是正確的嗎？我們一直深信的「殺人償命」真的是正確的嗎？

同時我也希望我們能誠實面對自己，如果我們最終妥協，也必須承認，我們是因為資源，也就是利益，還有大眾或我們自身，其實不正確的認知，才妥協的，並不代表妥協就是一種正確。

同樣的，不管為了甚麼，而支持死刑的人也必須和現實妥協不是嗎？現實是，我們的司法機制不論如何完備，就是仍存在著問題，我並不真實的了解司法「實際地」運作過程，但我在討論中仍然從一些資料中認知到，我們的司法運作確實存在問題，而且並不小，這也是現實不是嗎？我想支持死刑的人，也不願意因為誤判而傷害無辜的人吧！但誤判就是會存在，如果現在執行死刑，就是會誤殺無辜者，如果我們單純的說，司法本質是正確的，誤判是可以改進的，而忽略誤判造成的傷害，現在就執行死刑，其實也是種不顧現實。

這樣，是不是暫時用終生監禁來替代死刑，是可行的一種妥協呢？

其實，終生監禁也就剝奪這個人擁有生命所能追求的人生目標，其實跟死刑是很相近的，只是仍存留生命，一方面，我們可以減低誤判造成的傷害，加強司法機制的公正，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趁此加強再教育與假釋制度啊。

所有的制度，不管如何完美，對應到現實，總是會有不完美的面相，但我以為，這並不代表制度的方向是錯的，只是現實的利益、時間、人民情感與認知，讓我們不得不妥協，而當我們必須妥協，就要坦白，我是因為這些才妥協的，同時我們也有義務向正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