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文：廢死刑的人權論述
生命權的「絕對」保護
所有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個問題，即我們為了公共的利益，我們必須要剝奪某些人的權利，死刑存廢的爭議也是一樣的，我們為了解決犯罪的問題，必須要以死刑處罰罪犯，達到威嚇的作用，然而，我們必須問的是國家有權利這樣做嗎？這樣做真的會比較好嗎？
國家有權利以任何名義殺人嗎？我並不覺得我們會得到公正、客觀的答案，但我們可以思考，生命權，作為所有其他權利實現的基礎，其實是有其獨特性的，而所有剝奪生命權的自由刑與死刑中，死刑是特殊的。國家以任何名義殺死一個人之後，是拿走他全部的生命權，相較自由刑則只是部分，執行死刑就等於一次剝奪了這個人的生命權及所有其他的權利，如此，我們是否該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中，劃一條紅線，把死刑所可能剝奪的生命權放在這條紅線之後呢？我並不能說，我們必須如此，但我想我們可以思考該不該如此，當認知道死刑的獨特性後。
死刑，真的會比較好嗎？我並不認為功利主義式的效益計算可以讓我們反對死刑，相反的，我們常常以功利主義導出死刑的優點，但我在這裡要提醒一點，我們是否忽略，當我們允許國家以任何名義殺人後，可能隨之而來的滑坡效應？這是否，會讓我們得出，生命是廉價的這件想法呢？這是否會導致大屠殺容易發生呢？
我從來就不認為這可以作為反對死刑的論據，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思考，為什麼會有許多口號式的主張，例如國家不能殺人、生命權不可侵犯，會出現？它，是不是意圖告訴我們什麼，用鮮血得來的經驗結晶。
生命權的「絕對保護」指的是我們必須把生命權放在那條紅線後，禁止國家以死刑侵犯。
同樣支持死刑的人，其實也把生命權作為一種絕對的價值，他們支持死刑，是因為死刑能夠嚇阻他人對於自身生命的侵害，也就能保護他們的生命，死刑有它保護生命權的功用。現今法律的功用可以分為應報和預防，死刑作為法律也是如此。
「應報」簡單來講就是「實現正義」，也就是所謂的「報復」，但應注意，刑罰不能超過罪責，在此脈絡下我們可以提出的疑問是，死刑犯有罪，但有沒有可能「罪不致死」呢？
「預防」則可以分為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也就是所謂的「恫嚇」，或者「嚇阻犯罪」，但必須強調的是「嚇阻犯罪」的功用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的功效多大？這些都是未知而仍有爭議的，而且我們也必須思考是否真的有必要以死刑來達成一般預防，有沒有其它影響較小的替代選項。特別預防則以預防犯人「再犯」為出發點，所以對不同程度的犯人施以不同刑罰，例如隔離(包含無期徒刑與死刑)、矯治，如果以無法矯治的犯人來說─其實這點是否為真沒有人知道─無期徒刑不得假釋與死刑有同樣的功效。
以此脈絡來看，我們似乎並沒有沒有辦法得出我們非要死刑不可的論述，死刑的功效要不是不確切知道效用多大，就是可以以其他刑罰取代，如此，我們似乎失去了支持死刑必須存在的正當性。
最小傷害原則
我們回過頭來，來看最小傷害原則，我們已經認知到，所有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個問題，即我們為了公共的利益，必須要剝奪某些人的權利，但為了避免民主成為贏家對輸家的專制，政策必須要符合最小傷害原則，意即在政策推行時，對於安全與自由的傷害最小化必須優先於利益最大化。
當國家意圖以死刑處罰犯人時，是否符合最小傷害原則呢？對死刑犯施以終生監禁不得假釋的處罰，其實同樣可以達成使無法矯治的人犯隔絕於社會之外的功能，如果如此，我們不就應該本於最小傷害原則，廢除死刑並暫以終生監禁不得假釋替代嗎？
或許會有人說，死刑的威嚇作用在廢死刑之後消失了，但首先，死刑的威嚇作用根本未知，死刑與犯罪率的關係如何也沒有定論，如此驟下結論說死刑廢除會對犯罪失去威嚇作用根本有問題，再者，其實終生監禁不得假釋同樣剝奪生命權所能追求的人生目標，如果死刑真有威嚇作用，那終生監禁不得假釋同樣有一定的功效，當然我無法證明，如果死刑真的有威嚇作用，那終生監禁不得假釋的威嚇作用到底多大。
我們沒有得出應該廢死刑，但我們也沒有得出應該有死刑。
其實，我並不喜歡以這些脈絡下去論述廢死刑，我以為它的效力並不強，用這些論述只是要呈現另一些層面的思考，也有從責任歸屬以外的脈絡去思考死刑的，同時也顯現，我們沒有任何論據可以支持死刑必須存在，對於我來說，加強教育，以再教育重新評價刑罰才是根本。
另文：被害者家屬的補償
必須不斷強調的是，廢死刑也很著重被害家屬的補償。
首先，所有心靈療癒的過程並非一個事件，而是一個過程，被害者家屬其實並不因為犯罪者伏法而馬上達成心靈的療癒，相反的，現在的狀況常常是，我們處死死刑犯，然後事件結束，以為這個「正義」已經補償家屬，卻忽略後續心理的輔導。同時，我們可以思考，所謂的「殺人者死」是否作為一種「道德的十字架」，讓被害者家屬必須要把兇手處死，才對得起自己死去的親人呢？其實被害者家屬需要的，是社會提供專業輔導─我想身處其外的我們必須相信他們的專業─以示負責，為她錯誤地教育出一個死刑犯，這點是與以責任歸屬導出的廢死主張吻合的。
再者，我們或許可以想像這樣一個畫面，我們再教育死刑犯，矯治成功之後，向被害者家屬道歉，並以貢獻社會作為一種贖罪。或許，我描述的畫面過於理想，但我只是意圖點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覺得被處死就是一種負責？是不是能有其他更負責的方式呢？當被害者家屬，在犯罪者被處死前，仍不斷否認他的罪行，真的對被害者家屬比較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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