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 家庭、宗教與民族主義

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精確的描述了民族主義的興起背景。啟蒙運動和理性世俗主義興起後，隨著宗教的神聖色彩快速的褪色，同樣對於悲劇、身分的宿命、不朽與生命的連續性（死者─生者─未出生者）等問題具有回應能力的民族主義，以一種特殊形式的社群主義取而代之。而此一興起的民族主義為民族國家，以及她的公民們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立下了良好的基石，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被自由主義者援引成為公民們願意為其民族同胞追求公平正義的情感紐帶。以此觀點來看，除了自由主義的個人自主性與社會福利對慈善的替代很可能會危及宗教社群之外，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間的緊密連結，也讓自由主義與宗教存在緊張關係。

一直以來，宗教事實上能以另一種形式─慈善─來推動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但宗教並不以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為出發點，而通常可能是以做教條式的「功德」、「好事」來追求個人救贖。出發點與自由主義的正義責任的不同，讓這樣的形式幾乎難以避免地，最後並不完全符合自由主義所欲推動的內容，而更棘手的是，宗教內部可能也沒有太多空間，去對「功德」、「好事」的範疇與意義進行意義的重新發現與理解，而這無疑的扼殺對改革的期待。

看到另一個基本而重要的社群─家庭。家庭結構的衰亡一直被理解為一種社會的問題，但另一種角度，我們可以把此現象理解成家庭紐帶的鬆脫，意即家庭成員開始有愈來愈充足的實值自由與能力，能自由的選擇進出家庭這個社群，而這與自由主義的實踐其實不無關係。在稍微體現自由主義的現代國家中，由女性經濟的獨立自主、單親撫養兒童的補助等政策來看，我們事實上一直在賦予女性獨立於男性獨自生活、單親獨自撫養孩子的條件。以民族主義為基石的自由主義，所支持的國家政策事實上可能會削弱與取代原先家庭的紐帶關係與支持功能，他們之間很可能也同樣存在緊張關係。

傳統上，家庭能以情感做為出發點，來培養孩子成為各方面有獨立能力且具有自主性的成熟個體，賦與他們符合自由主義所要求的公民素質，自由主義也一直樂觀地假手家庭來完成這些事關培養公民素質的目標。但無法避免的是，家庭並不以符合自由主義的公民素質做為出發點，這事實上很可能讓最後結果並不符合自由主義關於公民素質的內容，而更棘手的是，家庭私領域的性質可能會阻礙我們直接改善、監督與保證這些支持的品質。此外當資源掌握在家長手中，也就意味著家庭中權力不對等的狀態，而這事實上很可能會妨礙孩子的自主性。父母很能合理化單方片面地決定對孩子在生活與教育資源投注的多寡與形式，而且對孩子照顧與資源的支持，也可能同時伴隨教條式的單方面灌輸，或成為一種壓迫孩子自由選擇與發展的籌碼。而以上都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我們已在民族主義興起、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見識到民族主義對宗教的替代，同時在民族主義做為自由主義的基石下，現代福利國家中宗教慈善的功能，也早已不如以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為出發點的社會福利政策來得基本而重要。結合了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很大程度替代了宗教，資源從被投注在做教條式的「功德」、「好事」來追求個人救贖的宗教慈善，被轉換成投注在以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為出發點的社會福利，這無疑地有助對自由主義的體現。

而這給了我一個想法，如果能以民族主義這個特殊形式的社群主義所組織的民族國家，部分地替代家庭的紐帶關係與支持功能，讓原本自由主義者在公民素質上便宜行事假手家庭所達成的功能與資源提供，由民族國家直接（或許流程上仍透過家庭）完成，例如國民義務教育向上與向下的延長、低學費的高等教育、由政府直接指定補助兒童與青年的生活與教育（例如發放教育券）、由升學制度與教育內容的改良來降低如補習等必須依賴父母支持的額外教學的重要性等等。

簡言之，也就是尋找方式讓我們所普遍想像每個孩子所應獲得的資源，更大程度的由國家徵稅提供，且讓剩餘仍假手家庭的部分，被理解成由家長義務性的提供給對該資源擁有權利的孩子，降低在成長過程中對父母的依賴性。如此應能減低家庭內權力不對等的狀態，讓家長藉此不對等狀態來不合理的干涉孩子的個人事務、自我發展與自我決定的可能降低。這樣的做法或許能釋放人們原先投注在此以情感為出發的資源，將之重新導入以符合自由主義的公民素質為出發點的工作中，或許我們就能看見孩子的獨立能力與自主性能被更好的體現，而且並沒有要求人們多付出或投入。

除此之外，這也更能保障每個孩子都能獲得資源來支持一定品質的教育與生活水準，而無關乎家庭狀況。另外在成長過程對父母依賴性的降低，也意味著階級複製的可能被降低，有助改善階級差異。同時當部分對於孩子的支持由國家提供，而非由家庭提供，事實上會讓孩子原先限縮在家庭的社群範疇，逐漸擴大成以國家為範疇，孩子的生活會開始與國家公共事務有更多的關係。且由於資源的來源與依賴對象由家庭變成國家，其所關心且願意回饋的對象也就從家庭成員變成民族國家成員，同時由於個人的成長更為依賴國家，也就更能想像社會對於個人影響的重要性，對群體內弱勢成員的不利地位也就能看到更多來自背景與環境的影響，且願意為此非關個人努力的道德任意因素做出補償，也就更能期待其為促進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努力。

這樣的取代過程無庸置疑會損害家庭這個傳統社群紐帶的強度，這絕對會令人擔憂，但會造成甚麼影響呢？紐帶的取代並不一定帶來壞處，反而能避免高度依賴家庭紐帶，卻又與家長有高度權力不對等的孩子，既無法脫離家庭，又無法擺脫不合理干涉的狀況。畢竟如果繼續以如此方式來維持家庭紐帶，不過是在讓家庭成員被迫必須陷在這個社群中罷了。如果原本由家庭提供的支持轉變成由國家支持，而讓兒童與青年有更大的獨立能力與自主性，較不會有被家庭的紐帶所束縛、限制的可能，家庭這個社群內部也就變得更符合自由主義的精神，或許也就是可欲的。

但無法否認有負面的影響，因為家長對於孩子的支持被理解為一種義務，在未來，這樣的改變可能會影響傳統家庭紐帶中，由情感出發的孝順所支持對年邁家長的照護與資源提供，所以由國家徵稅來加強針對年邁者的社會福利是必要的，不過比起促進兒童與青年獨立能力，這方面的推動早就行之有年且被注重。其實前述一系列的改變很可能其實回過頭來有助此的實現，更何況由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為出發的社會福利是比由情感出發的孝順，更能普遍地讓保障對每一位年邁家長的照護與資源提供有更好、更一致的體現。

除此之外，必須注意的是當我們用民族主義來替換宗教或家庭部分功能的同時，也必須注意此舉將讓個人愈來愈難以獨立於國家之外，這樣的大政府將有更充足的能力去侵害人民的權益。無庸置疑，當我們不斷注意到傳統社群基本結構上的瑕疵所導致其與自由主義方向的背離，而意欲以民族主義替代這些傳統社群，讓民族國家接手這些傳統社群的功能時，也必須注意到民族國家是否也同時具有類似的基本結構瑕疵。否則當我們樂觀地假手國家來完成這些工作，有可能就如同我們先前樂觀地假手傳統社群來完成這些工作時，所會面對的問題，而且不需保留，很可能會是更嚴重、更難以掌握的問題。所以當我們不斷意欲擴充國家的功能，以「大政府」替換傳統社群，也就必須同時注意國家內諸如審議民主的實踐。畢竟，民族國家也不必然以自由主義為其推動各項工作的出發點，但其公領域的性質讓我們值得期待改革、改善的可能。

我們在當代看到個人主義興起時，傳統的社群紐帶逐漸崩落確實造成許多社會問題，原先社群的各種支持功能開始消失，誠然，去修補、改革原舊有的傳統社群紐帶是一種方式，但不可避免的是其不得不面對的先天缺陷。可是如果與此同時，能把這一紐帶空缺的位置由與自由主義關係密切的民族主義替換，或許也是一種可能，能把原本的危機轉為價值重新發現與理解、方向修正的轉機，讓自由主義有被更好體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