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曾經不斷的想過要把自己放逐到落後國家做海外醫療，或者像這個暑假一樣去諾魯做田野調查。我想我某部分一定是在逃避實踐的困難，不想面對在我生活中那麼多重重的阻礙，不想看到不斷刺傷心靈與摧折希望的醜陋事實，想逃離這個看起來實在難以撼動的複雜系統與體制。
諾魯人說他們想要穩穩站立在自己土地上的話語，就像Enigma: The return to innocence中台灣原住民郭英男高貴樸實的歌聲一樣，讓人們能從中得到治癒心靈的希望。但終究不是諾魯人的身分，讓我雖然很能同理這樣的困境，但終究也不需要親身去面對一系列複雜難解的無奈問題。我即便痛苦，也從不會像聽農村武裝輕年對台灣的不公不義怒吼聲音時，淚留得不能自己，甚至激昂得許久一來第一次痛哭而徹夜難眠。
因為那不再是「感同身受」，而是「切身相關」。
就像英國那些獻身於殖民地服務的唐吉訶德式「屠龍勇士」一樣，我們的困境是在我們的社會裡人若想要成長就必須要忘記童年，社會不允許我們將童年的理想轉入成年人的成熟思想，因為這些社會中最誠實的人也同時會是最危險的人。於是我們需要一個逃避社會的機會，離開到遙遠的國度去，因為那種環境允許人們保留，甚至發展在教育制度中培養的少年理想。
這些或多或少懷有理想的青少年們進入大學，第一次逐漸脫離原生家庭，視野開始擴大、開始慢慢多少屬於一個更大的民族社群，也就要面對理想與現實間的極大差距。自身影響力的微弱，以及整個複雜得難以撼動的系統與體制，讓我們開始意識到改革與實踐理想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必將是一條荊棘滿布的曲折蜿蜒道路。
我們面臨一種選擇，看是要放棄高貴的少年理想，融入社會尋求個人生活的舒適與安穩；抑或是忍受甚至接納不被社會認同的痛苦，以及每次參與所伴隨的遺憾與無奈，繼續尋求可能的實踐方式參與社會的改造。每一次參與所可能帶來的打擊，或者每次過量的孤獨與疏離，都讓我們再次陷入這樣的拉扯之中。而逃避這個社會離開到遙遠的落後國度成為一種妥協的選項，在那裡我們不再因為大吼大叫而對所屬社會有害，反而會因為仍舊懷有高貴理想而被所屬社會中的人們稱道，同時我們又好像能從中─不管是在想像中或實際上─實踐了理想。
聆聽郭英男的歌聲大概是種最廉價而簡單的方法；而短期的海外志工、山地原住民的服務隊或某個偏遠地區國中的教育營，可被視為短暫的能量釋放；就此終身投入落後國家的海外服務、偏鄉的社區醫療，或者成為無國界醫生則是種比較強烈的表現方式。
不管表現形式強烈與否，它們一致的特色是對於參與者來說，都可能被視為遙遠的國度。一方面這樣遙遠的距離表示，當地的悲慘命運很可能根本就與參與者自身無涉，或者容易被忽視，也就沒有沉重的道德責任壓在肩上，即使理想無法被順利的徹底實現，參與者也能很在責任上合理地袖手旁觀；同時這段距離也讓參與者最多只能做到感同身受，而非感到切身相關，即便最後結果是無奈的悲慘命運，情感上也能很快地接受悲劇而袖手旁觀，頂多散發大量的同情。
另一方面在那樣遙遠的國度中，我們即便堅持理想去挑戰甚至改革體制，只要這些影響不會擴散到原本所屬社會中去促進改變或改革，那它就會因為它無害、無利益關係的特性，而被我們原本所屬社會的人們接納，也就避免了關係的斷裂。只要這個距離愈遙遠，我們就愈有可能得到更多原本所屬社會中人們的認同。
一旦距離無法避免的縮短，一方面責任愈來愈有可能來自參與者自己，而且也愈來愈與自身切身相關，理想無法被順利的徹底實現開始成為情感與責任上，愈來愈難以接受的狀況。而同時，距離的縮短很可能就勢必會牽扯到原本所屬社會中的利益糾葛而招致強烈反對，造成關係的斷裂而讓參與者不被社會接納。
為了適應這樣較近的距離，參與的形式很可能會開始不談體制與系統的問題，遑論去反對或改革它們。參與的形式與精神變成一種充滿愛、溫暖與快樂的無害私人行為，以個人力量去解救一個個痛苦的悲慘命運。也就能避免上述的問題。
並不是要反對這樣的參與形式，事實上這樣的參與形式也很可以是回過頭來改變所屬社會的前哨，又或者我們能從這些比較能親近的參與形式中，開始挖掘出更多東西。但要提醒的不如說是我們應該要意識到自己在這之中的妥協，我們很可能正是畏懼某些壓力或斷裂，或者也可能是出自自利，又或者也可以是出自工具理性，而選擇較無害、不痛不癢的參與方式。只有正視自己在這之中所作出的讓步與妥協，才能清楚的看清楚自己選擇的原因，而不至於毫無懷疑的接受與完全合理化這樣的選擇。很可能我們正是因為畏懼自身責任的重量與失敗的切身感受，或者畏懼擔起自身責任所伴隨的痛苦斷裂與失去認同，而選擇去當一個遙遠國度的屠龍勇士，逃避所屬社會以及自己的責任。
